诱捐器官风波：武汉同济医院医患纠纷背后上千条维权信息

2024年8月，武汉同济医院汉口院区。南方周末记者吴小飞摄

“你不要在这里讲……我们所有过程都合法合规，有本事你把所有的问题弄清楚，到法院去。”一段时长约4分钟的视频中，一位医生在门诊室一边赶人，一边疾言厉色地回应来要说法的女子。

视频摄于2024年6月12日，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以下简称武汉同济医院）。两年前，这位女子的儿子因脑损伤到该院就诊，半月后死亡。女子质疑李姓医生的医疗操作不当，凭主观意愿判定其儿子脑死亡，目的是诱逼其捐献儿子的器官。她与李医生的对质现场，被视频记录下来。

医生与患者家属的激烈言辞冲突，结合“脑死亡”“器官捐献”等词汇，使得事件迅速发酵。2024年7月22日，武汉同济医院发布声明，称经相关部门查证，网传该院医生“诱逼捐器官”为不实信息，“我院严格遵守国家医疗相关规定积极救治患者；严格按照《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条例》开展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工作。”

然而，院方声明并未完全打消公众疑虑。一起医疗纠纷，在舆论场上演变为一场器官捐献是否“有黑幕”的热议。

两年，上千条维权信息

纠纷发生在两年前。南方周末记者获取的诊疗介绍显示，2022年5月31日17:30左右，杜姓患者因运动意外摔跌，致全身多处损伤。当晚九点多，患者转至武汉同济医院创伤外科治疗。

据家属视频，患者28岁，是海归博士，能钢琴、会跳舞，在母亲的回忆里，是名才华横溢、懂事孝顺的青年才俊。在节日或母亲生日时，儿子曾用三国语言给母亲送祝福，带母亲吃美食。

“患者来时情况非常紧急，毫无疑问就是脑疝，当时值班副主任医师强烈建议患者手术，多次跟家属谈话，家属特别坚决地不做，我也无法理解。从医学上讲，一侧瞳孔散大，脑疝形成，不做手术基本上很难活下来。”2024年8月，李医生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

“病房门口一位女医护拿着一沓资料让我们签字，我们以为是正常的住院手续，她只是翻到签名处指着让签字，并未告知病情。”患者母亲则说，当时并未充分知晓患者病情的危重程度，想到患者入院时还能与人互动，且颅脑手术或将面临未知风险，所以坚持保守治疗。

李医生称，他事后从值班医师那了解到，患者母亲认为孩子各方面都很完美，无法接受术后患者可能会“智商退化，整个人呆呆傻傻”，尽管父亲曾经表达要听从医生的建议，但母亲态度坚决，不愿“冒险”。

当日，有家属落款的两份手术知情同意书和一份家属谈话显示，患者外伤致特重型颅脑损伤，伴有多处损伤，脑疝形成，需要行急诊手术，即开颅去骨瓣减压术和颅内血肿清除术。家属谈话显示，医务人员已充分告知患者家属，行保守治疗随时可能出现心脏停跳，不排除死亡可能，家属表示充分了解病情及不良后果后，坚持要求保守治疗。

诊疗介绍载明，保守治疗期间，患者病情危重，持续恶化。至2022年6月16日，患者多项身体指征迅速下降，医务人员分别于9:30、10点与家属沟通病情，家属两次都要求放弃治疗，拒绝各项抢救。医院于10:46宣告患者临床死亡。

当日9：40，一份家属谈话上手抄了“要求停止使用一切治疗措施，停止使用呼吸机、停止使用一切治疗药物；了解相关风险及可能的不良预后；拒绝使用有创新抢救措施”，患者父母分别签名。10点，父亲手写“拒绝抢救”并签名。

患者离世后，保险公司因理赔联系家属提供相关资料，家属在翻阅病历时发现，整个病历都没有提到“脑死亡”字样。随后向李医生门诊问询，得到答复为脑死亡不写入病历。这与家属了解的信息不符，疑虑的种子就此埋下。

“诊疗期间和刚结束时，家属并没有对医院的诊疗提出任何异议，事后刚来沟通时也未对医院有不满，（2022年）8月来门诊找我，大部分时间就是在哭，说她老公责怪她拒绝手术错失抢救机会。”李医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网上流传的上述视频中，李医生作为医生与患者家属沟通的态度广受诟病。对话中，当李医生说“是你自己害死了自己的儿子”时，曾一度点燃双方的对抗情绪，患者母亲立即带着颤音高声音反驳：“你为啥说我孩子脑死亡？你做了自主呼吸测试了没？脑死亡是做器官捐献的标准，太恶毒了。

而视频背后，患者家属进行了长达两年的维权。一份院方出具的情况说明介绍，自2022年12月至2023年底，母亲多次向武汉同济医院、当地省市区卫生监管部门、湖北省公安厅等机构投诉和报案，并于2023年底开始通过网络发布相关控诉。

根据当地卫生监管部门的书面材料，武汉同济医院所在辖区卫健局对上述诊疗过程进行了调查，并未发现该院的医务人员存在违法犯罪行为。院内人士表示，两年来，上至国家卫健委下至辖区卫健局，包括湖北省公安厅在内的各级监管部门已经组织了多轮调查，结论一致。

患者家属的维权并未因为官方的调查结论而终止。至2024年8月底，家属在多个平台累计发布信息超千条。

2024年8月，武汉同济医院，李姓医生门诊诊室。南方周末记者吴小飞摄

争议脑死亡

家属发布的上千条信息中，重复频次最高的是院方以获取患者器官为目的，虚构脑死亡、伪造病历，让本可以救活的患者无辜丧命，属于“蓄意谋杀”。

家属与李医生的沟通信息显示，2022年6月2日，武汉同济医院创伤外科一名谢姓医生（李医生学生）曾向家属告知，患者脑死亡，不建议手术；6月10日，李医生亲自告知是脑死亡状态，“这个人不行了，脑死亡、脑疝、脑梗、脑水肿，整个脑袋像西瓜摔到了地上”。

“脑死亡通常是指人的全脑功能丧失，具体指完全没有自主呼吸、脑电波平直、丧失所有的感受和反应能力，实际上人已经救不活了。”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副院长、肺移植中心主任陈静瑜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脑死亡与“植物人”完全不同，植物人只是病人昏迷，但病人能自主呼吸，未来仍有醒来的可能。

判定脑死亡，有一套严格规范的程序。据《中国成人脑死亡判定标准与操作规范（第二版）》，脑死亡判定的医师仅限神经内科、神经外科、急诊科、重症医学科及麻醉科，需要经过培训，考取相应资格证，判定时需要不少于两名医师在场。

主要判定依据为患者深昏迷、脑干反射消失、无自主呼吸这三大标准，重点排除 “可逆性昏迷”；需进行脑电图、经颅多普勒超声、短潜伏期体感诱发电位等确认试验，进行自主呼吸激发试验。

卫生监管部门书面材料介绍，李医生向家属告知患者“脑死亡”，是基于专业知识和患者病情变化，没有诊断，也没有做相关的脑电图等四项检查。其具体依据是：患者为深昏迷状态，GCS（格拉斯哥昏迷评分法，得分值越高，意识状态越好）的评分为1+T+1，瞳孔对光反射消失，呼吸机维持呼吸。

家属认为，李医生等人在告知患者脑死亡前，没依规做脑死亡判定，仅凭主观臆断就说患者脑死亡，动机可疑。正是因为医务人员多次告知患者脑死亡，让家属以为患者再无生机，才决定最终放弃治疗和抢救。

多位器官移植领域专家以及器官获取组织（OPO）工作人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一般而言，脑死亡判定需要家属主动提起，或者家属同意患者器官捐献之后才启动。

患者脑死亡为何关联器官捐献？“脑死亡的提出一开始是为了节约医疗资源，保护逝者尊严。但在医学上，脑死亡病人的器官情况确实比心死亡的要好，属于较优的供体来源，后者起码心脏就不能用了。”陈静瑜说，其实器官捐献只占脑死亡患者的一小部分。

“因为判定程序繁琐，耗资不菲，且需要协调多科室人员，患者家属没有同意器官捐献前，一般不做脑死亡判定，否则也可能被质疑过度检查。有时候患者家属在考虑是否放弃治疗之前，为了心安，也会主动要求启动脑死亡判定，这种跟捐献没有关系。”华中地区一名OPO工作人员介绍。

另外，“自主呼吸激发试验需要拔掉患者的呼吸机，对于无自主呼吸的患者，拔掉就意味着没有了呼吸支持，这个操作有时需要反复几次，对患者的身体有损伤，一般会留到最后一步才进行。”南方一名器官移植领域专家说。

“问询”捐献意愿

2022年6月14日，武汉同济医院一位陈姓OPO协调员通过电话与家属取得联系。一开始，其自称是医务处工作人员，向家属做了简短关怀铺垫后，就谈到器官捐献事宜。

协调员与家属的聊天记录显示，2022年6月14日晚，家属曾向协调员询问患者病情，协调员回应，医生判断，患者可能已经处在脑死亡状态，目前只能通过仪器药物维持生命体征，无有效治疗手段。

聊天中，协调员介绍：判定脑死亡需要其他专家做脑电图、血流图、诱发电位等无创性检查才能确定，结果会上传国家脑死亡（损伤）质控中心即宣武医院存档，细节可以见面详聊。该工作人员还说明，捐献是无偿的、自愿的。家属表示：考虑下回复。

事后，家属认为，陈姓协调员一开始没有直接讲明自己来自器官获取组织，故意隐瞒身份，骗取信任；或系李医生与器官获取组织“勾结”，外泄患者信息，合谋获取器官。

了解陈姓协调员与患方沟通情况的OPO知情人士表示，武汉同济医院的OPO下设在该院的医务处，协调员并未隐瞒身份，且后续沟通中亦表明了具体部门。“OPO的人是在同济医院的信息系统中注意到了患者的信息，也跟创伤外科的医生了解了相关情况，大夫认为患者很难救回才去跟家属沟通的。”

事实上，在器官捐献领域，“获取”和“沟通”工作一直是引发争论的公众疑点。

2010年，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工作启动试点，随着该工作在全国广泛推进，人体器官获取组织（OPO）和协调员也开始出现。协调员主要来自红十字会或医疗机构，具备一定的医疗领域专业知识或工作经验。

“OPO的工作不是劝捐器官，而是问患者家属是否有器官捐献意愿。”该知情人士介绍，因为国内科普和宣教不足，很多家属在患者生前并不了解器官捐献的信息，“我们工作的本质是告知相关政策，问询捐献意愿”。

中国现阶段器官捐献情形主要包括三类：脑死亡器官捐献、心脏死亡器官捐献和脑心双死亡器官捐献。现行的《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明确，人体器官捐献应当遵循自愿、无偿的原则，已经表示捐献意愿的也有权撤销；从事人体器官获取、移植的医务人员不得参与遗体器官捐献人的死亡判定。

“在中国，不管公民生前是否同意捐献器官，到真正确认捐献时，都需要征求其配偶、成年子女、父母的意愿，所有直系亲属都同意才能捐献。”华北OPO人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上述知情人士介绍，一般而言，OPO工作人员会根据自己服务的范围来关注潜在器官捐献者信息。“我们重点关注神经科、急诊科和重症医学科的危重患者，其中重点关注脑部外伤的患者，这类患者大部分器官没有明显外伤，至于能否捐献要看具体情况。”

患者家属表示，2022年6月14日至16日，陈姓协调员都在反复沟通器官捐献事宜，家属已经多次表示拒绝，16日患者死亡当时，其还在病房门口“劝捐”。

“在杜姓患者的案例上，首次沟通时患者家属表现出抗拒情绪，但并未明确表示拒绝，后来患者家属明确拒绝后，就没有再去打扰。”上述知情人士说，后续的多部门调查并未发现OPO人员的工作有不当之处。

《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条例》自2024年5月1日起施行。视觉中国图

家属的怀疑，医生的回应

家属认为，院方或在一开始就盯上了儿子年轻健康的器官。家属的认定依据，除了医生告知“脑死亡”之后就有人来“劝捐”，还有病历和诊疗过程中的种种“异常”。

家属翻阅病历发现，对于严重脑部外伤患者，医院七天才做一次脑CT，反倒是格外关注患者的“脏器功能”，每三天做一次B超，每天抽血化验，这都意味着院方在消极治疗创伤，积极维护器官。

“做CT是为了判断病情确认治疗方案，对于患者来说，（2022年）5月31日晚上的CT复核最为关键，据此确认患者急需手术，由于患者家属的拒绝，已经错过最佳手术期，后续多做CT意义不大；另外患者病情危重，神经躁动引发肢体乱动，做CT需要转移患者，这个过程非常危险，稍有不慎就会危及生命，所以非必要不做。”李医生说。

李医生解释，之所以三天给患者做一次B超，是因为患者胸腹有伤，需要勤查B超以观察内部有无异常，且 B超仪器可以在患者床边操作，不需要挪动患者；而日均抽血，是针对危重患者常规检查。

在家属眼中，李医生有“维护器官”的动机。一张网传组织架构图显示，李医生是该院“捐献者评估及维护工作组”的成员，承担捐献者（潜在捐献者）器官功能评估和维护的日常工作，负责捐献者病情变化的信息管理、总结、汇报等。

“我并不知道自己在这个架构中，从未参与相关工作，也没有参加这个组织的相关会议。”李医生说，他认为武汉同济医院作为全国器官移植的领军单位，或在关联机构的制度设置上较为完备，但其本人对此并不知情。

家属还怀疑，李医生虚构了患者的死亡时间，理由是武汉同济医院其他患者的心电图均在图上载明做心电图的具体时间、患者姓名和操作医生姓名等信息，而他们孩子死亡心电图共有三页，并未录入前述信息，相关信息是额外附在一张空白A4纸上。家属认为，院方出具的心电图系伪造，或用来掩盖不法行为。

李医生对此回应称，常规患者的心电图检测，一般在专门的检查室，该系统的信息会关联医院的中心数据系统，自动生成正式的心电图检测报告。当时患者的心电监护器显示患者心脏停跳，就即时在患者病房的心电图机拉出直线心电图，以示患者死亡。“后来相关部门也来检查过，虽然这个心电图没有患者姓名等信息，但原图上可以清晰地看到时间，这与临床记录一致。”